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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欧洲经济委员会34个成员国部长和欧共体代表通过的《卑尔根宣言》提出：环境措施必须预见、防止和排除环境恶化的原因。

短发不得垂过衣领，女公务员，女教职员，女学生，并禁止烫发及涂染指甲。[19]所谓游荡，即无一定之住居。

风俗一旦形成，即较难变化和移易，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心理，制约人们的行为。[42]由此，违警罚法中关于处罚有伤风化的奇装异服的弹性条款终于有了较为明确的界定。[45]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当年在谈及警察权的问题时曾明确指出，由于外部定在之间的关系构成理智的无限性，因此没有任何自在的界限来划清什么是有害的和什么是无害的。裙子最短须超过膝盖4寸。正所谓国家之兴亡有系于风气之隆污，人心之振糜。

《大清违警律》规定对于路旁为类似赌博之商业者处罚。当局动用警察推行新生活运动，而警察执法的主要依据—违警罚法的立法调整就成为透视新生活运动的一个窗口。四、平衡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治的新技术规范先定与监督制约两类行政法治技术显然并非截然两分，而是相互支持、彼此配合、互相依赖的。

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61页。05年毕业后任北大深圳研究生院教师。另一类无知，是人类对超出既定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之外的事物的无知。Claudia Som, et al,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as a Framework for a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85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9），P493-505.[10] Lead Industries Association Inc v. EPA. 647 F. 2d 1130 , U.S. App. （1980） 另外，美国最高法院在Benze案判决中一方面要求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规制需要证明显著风险的存在，但同时确认对有害物质的风险评估在解释数据时有运用保守假定的自由，宁可过度保护不可保护不足。

[35]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政府的传统职能并未因风险防范任务的出现而被替代或消失。

吉登斯：《失控的世界》，第25页。但是，由于不得不决策于不确定性之中，风险规制实践对传统行政法治理念构成重大挑战。这种错误即包括了过度规制也包括了规制不足。先定规范内容的实现需要监督制约机制的保障，而事后监督的有效性取决于先定规范是否提供了可用的评判标准。

[46] 就此而言，那些试图把风险理论分为实在论和建构论两大理想类型的努力，很可能带来误导。第二，风险规制过程中需要决定的、最重大的问题，并不是单凭科学理性就可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总是涉及风险的再分配和应对风险的资源的再分配。到了现代，同样面临来自自然的威胁，人们却更可能将之标记为自然的报复，并向做出风险决策的专家组织、经济集团或政治派别倾泻其满腔怒气，并且有可能从政治和法律层面对其提出指控和弹劾。[43] 王新艳：《论开放协调机制》，载罗豪才等著：《软法与公共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12-323页。

在传统行政中，说明理由的要求既可以促使行政机关在做出决定时更审慎，亦可增加民众对行政决定的接受和服从程度。但福利-规制国家兴起之后，政府角色很快从夜警蜕变为从摇篮到坟墓无不插手的包办家长。

[54]参与型行政并不能无视传统行政机关主导模式的内在合理性[55]。进入专题： 风险规制 行政法治 。

因此，它对应的是国际环境法上的危害预防原则（prevention principle）而非风险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50]而现代民众，一般而言，并不具备这种专业知识。《行政法》（第一卷）P352 德国联邦行政法院曾有判例明确指出，法院不可因认为行政之风险调查、风险评估有瑕疵而试图代之以自己调查的证据。无视这一点的风险规制活动，必然会受到来自民众的挑战和质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通过软法的规制，能够有效地缓解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治的前述紧张。只是最近二十余年，其在环保、技术、劳动保护和消费者保护领域里得到大量应用，并引起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

正是这种现实困难迫使立法者只能在不明确适用条件的情况下授权规制机关采取措施防范风险。另外，因为对行政活动内容和程序的了解本身会激发参与的意愿和行动，参与型行政还有自我催化自我加强的内在优点。

二人都强调现代社会风险的人为性质。也就是说，现代人不再能够依赖于直接经验来辨识风险，而必须依赖专门知识，依赖于专家们特殊的认知方式、测量程序、统计调查。

这里，为了方便分析这些已有行政法治技术与风险规制活动的相容性及适应性，将其分为规范先定与监督制约两大类。而风险预防允许行政机关基于对未来的不确定预测而采取行动，[24]相对于对行政行为应当具有事实基础这一行政法治观念而言，本身就是颠覆性的转变。

[16]总体而言，相比十九世纪消极角色，当代国家仍是管制国家，当代政府仍是较大的政府。但是，在公法学人眼中，现代法治国家中的行政与前现代国家中的行政相比，一个重要区别是：现代法治国家中的行政，必须服从法律的约束。（一）以权利制约权力的参与型行政20世纪中后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七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公共行政改革运动以来，公众参与已经成为现代公共行政发展的世界性趋势，[38]政府以外个人或组织对行政过程的制度化参与，在主体范围、事务领域、介入形式、影响深度等等方面都有了显著发展，大大地改变了政府管制以单方强制命令为特色的传统行政模式。人们很久以来就坚信，卫护国民安全是政府的基本职责。

因为它并非源于恶意或疏忽的过错。当然，从风险的政府规制转向风险的民主化治理，并不能免于质疑。

在这样的领域，所谓举证责任无论分配给谁，都是不可承受之重。……故在立法观点已经完成之法律，在司法观点均属未完全。

这种现象可以归入贝克所描述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36]即在当代社会中，各类风险造成的潜在和显在破坏日趋严重，却没有人或组织可以对此负责。[41] 有关介绍，可见：罗豪才：《公域之治中的软法》，载罗豪才等著：《软法与公共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20世纪之后，我们已经知道，不仅从传统经验而来的规范无法适用于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而且即使本意旨在塑造未来的制定法，也会因立法者的理性有限、规范的一般性以及语言本身的开放性等等而不可能满足法律可以完美无缺的想象。类似地，吉登斯也区分可以计算（因而可以适用保险制度）的风险与不可计算的风险。完全可能存在与上述质疑相对立的别种理解和处理，即这种现实存在的无知，正说明了民众参与如何应对和管理风险的决策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首先，民众参与的协商和民主决策有利于克服前面提到过的第一类无知，如专家与专家之间、专家与民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充分利用多元主体所掌握的分散知识及知识互补性。当然，这种无知总是就当下而言的无知。

[16] 金自宁：《公法私法化诸观念反思——以公共行政改革运动为背景》，载《浙江学刊》2007年05期。[48] 对多元治理最典型的质疑是：如何保障政府的负责任性？因为很多研究者认为，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中，政府应负的责任趋于模糊了。

在有严重或不可挽回的损害的威胁时，缺乏充分的科学确定性不应被用来作为延迟采取防止环境恶化的措施的理由。而现有的研究已经初步揭示它们的适用各有范围和前提，如在公域之治中，软法相对于硬法处于补充性的地位。

[49] Cass R. Sunstein, Law of Fe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50] [德]乌尔里希。我们并不能接受：为了规制风险的方便就可以彻底抛开行政法治的要求。